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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百度图片
如果按照单一病种归类的方式，将世界上所有结核病（tuberculosis）患者的资料制成一本病历，那么其中名人之繁多，故事之丰富，恐怕人类历史上任何其它的传染病都要甘拜下风。结核病不仅传染性强，杀伤力也不遑多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堪称人类的头号杀手，以致于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之前，结核病是成年人的首要死因[1]。约翰·班扬（John Bunyan，英国著名作家）在1680年出版的《恶人传》中曾经写道：“The Captain of all these men of death, that came against him to take him away, was the Consumption, for it was that brought him down to the grave.” 后3/4句翻译过来大意就是：攻击他（一个很难死去的恶人）并把他除掉的，是「消耗」（Consumption），因为正是它把他赶进了坟墓。而前1/4句则点出了「消耗」本身的特殊地位：The Captain of all these men of death。（直白译法：所有死法之首。文艺译法：「万亡之王」。）这也是后来诸多英文文献使用「万亡之王」来指代结核病的开始。那么「消耗」（Consumption）和结核病又有什么关系呢？「Consumption」一词源于希腊语「phthinein」，有“耗费、浪费”之意。人类很早就注意到了结核病患者的特殊症状：病程较长、日益消瘦、体重减轻、肤色苍白、虚弱乏力等等，古人以为是某种东西在日复一日地慢慢吸取患者的肉体及灵魂，现代医学也将结核病定义为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图源：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61851557_714468与诸如鼠疫之类的烈性传染病大相径庭的是，结核病很少迅速致死，通常情况下患者可带病生存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长期慢性消耗，患者往往肤色苍白，所以人们赋予了结核病另一个名字：「白色瘟疫」（White Plague）或「白死病」（White Death），以将其与当时流行的另一种传染病「黑死病」（Black Death）区分开来[2]。如今人们常说：“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但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人们却不是这么认为的，至少不认可后半句。自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之后，始于英格兰及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席卷了整个欧洲，当时的医学水平尚不确定结核病的发病机理，这就为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普罗大众的想象力发挥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结核病患者一是身材瘦削，迎合了当时的审美风向；二是虚弱无力，言语动作都显得“温文尔雅”；三是面色苍白，脸颊上淡淡的红晕额外引人注目，“林黛玉”式的患者甚至别有一番独特风韵。由于结核病的特别症状导致的“病态美”，在当时竟成为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社会流行的风尚。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思潮倡导人类抒发强烈的个性与情感，强调直觉、想象力和个人感觉等主观因素，拥护者们竞相追求强烈的感情与动人的美感，某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死亡尤其是如同夕阳一般凄美的死亡，最为动人心魄。这一极端的审美情趣与被结核病折磨的躯体一拍即合：
瘦削、羸弱、白净、忧郁、含蓄、优雅、多愁善感……甚至于低烧引发脸上的红晕，洁白手帕上残留的咯血，都被视为美的化身；“每次感情激动之后咳血，且在30岁之前死去”更是一种被视为“时髦”的死亡方式。
对病态美的描绘，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小仲马的《茶花女》，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便是一位结核病患者，小仲马在着重刻画玛格丽特美丽心灵的同时，也着重描绘了她的结核病患者所具有的特征外貌。《茶花女》一经出版便轰动于世，无论是小说、话剧、电影等至今仍经久不衰，堪称人类宝贵的艺术遗产。
浪漫主义思潮为人类留下了不朽的艺术作品，也孕育了如繁星一般闪耀的艺术家们。巧合的是，当时的结核病患者名单中不乏肖邦、拜伦、雪莱、济慈、卡夫卡、契诃夫、席勒、勃朗宁等家喻户晓、才华横溢的文艺巨星。英国浪漫主义运动双子星之一，诗人雪莱曾夸赞济慈“这种上帝的疾病才配得上你这样妙笔生花的才子”，连带着顺手把自己也夸了一番。而另一位双子星拜伦，甚至成天期盼自己死于结核，好让旁观的贵妇对他青眼有加。这种推波助澜的言行一经宣扬开来，不免让旁人误认为结核病是「天才之疾」，凭空又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结核病是一种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古老疾病，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史前时期。目前认为非洲东部可能是人类结核病的发源之地，早在五千年前的古埃及就存在关于结核病的相关记载，科学家们还在木乃伊身上发现了结核病导致的典型的骨骼异常，并在残留的身体组织中找到了病原体的DNA[3]。
箭头处所示木乃伊体内由于结核病造成的破坏
图源：参考文献3
千百年来，关于结核病的病因一直众说纷纭，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科学水平下，结核病人要么等死，要么等待所谓「神迹」来拯救自己。有这么一种结核病患者，主要症状不在肺部，而是表现为颈部淋巴结肿大，俗称瘰疬（luǒ lì）。
《圣经》中记载了神祇通过对凡人的触摸来治愈他们身上的疾病，在鼓吹“君权神授”的中世纪欧洲，受宗教思想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君主也能代行神力，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出现了传言：国王通过用手触摸患病臣民的脖子就能让他们恢复健康。一传十，十传百，本着“不试会逝世，不试白不试”的想法，大批患者涌入都城，希望能让国王的金手指摸一下。
在这事上英法两国做得最起劲，两国国王没有丝毫架子，不但能摸就摸，应摸尽摸，摸完了还赠送患者一枚象征性的纪念币以示皇恩浩荡，今天的儿童游乐场老板听了都大呼内行。凑巧的是，颈部淋巴结核通常不会导致死亡，小部分患者甚至会自发性好转，所以不明就里的痊愈者自然感恩戴德，而国王也对自己时灵时不灵的金手指莫名其妙。不过摸都摸了，一不做二不休，正好借此机会大肆宣传一番，以此来证明自己统治的神圣性及合法性。于是越传越玄乎，以至于后来这种“治疗”手段甚至还有了一个专有名词「君王之触」（The Royal Touch），因为能被君王“治愈”，所以对应的这种疾病也有「君王恶疾」（The King's Evil）之称[4]。1882年3月24日，一位名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的德国医生，在柏林生理学会的一场学术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发现：结核病是一种感染性疾病，其病原体是一种从未被人类知晓的细菌。这一细菌就是大名鼎鼎的「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1905年，科赫获得诺贝尔医学奖。1982年，在科赫的伟大发现整整一百年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每年的3月24日定为“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World Tuberculosis Day)”。
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 -1910）
「科赫法则」
科赫在1882年3月24日将结核病的真凶公之于众，这一点已然足够伟大；然而在科学界看来，尤其是后世的科学家们看来，那场学术报告中还有一个同样伟大的贡献呼之欲出。几年之后，科赫将发现结核分枝杆菌并确定它就是结核病真凶的整个过程做了系统性总结，后人将其加以提炼，尊为「科赫法则」（Koch's postulates）：
I．在患有同样疾病的宿主体内均能发现同样的微生物，且在健康个体不存在；
II．该微生物可被分离出来并能得到其纯培养物；
III．将该微生物的纯培养物接种于健康宿主，可引发典型的相同疾病；
IV．从试验发病的宿主中可再度将这种微生物分离培养出来。
既然被称为法则，口气这么大，究竟牛在什么地方呢？举个栗子，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规律：但凡前一天晚上打了个喷嚏，第二天早上就会下雨。
所以，“喷嚏”导致了“下雨”？？？
显然你们不会认为我就是西游记里的龙王转世吧？
“喷嚏”和“下雨”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看得见摸得着。但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脆弱的，不可靠的，经不起推敲的。
事实很重要，但事实远远不是「真相」的全部。
究竟是“巧合”(Coincident)？是“相关”（Correlation）？还是“因果”（Causality）？这层层递进的三个“C”长年累月地困扰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及认识。而科赫法则，正是科学史上第一次从严密的逻辑角度出发进行因果关系的论证，其意义绝不仅限于结核病本身，更在于其整个研究的方法及思路为后继的科学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如何逻辑严谨地完成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因果关系证明？
直到今天，虽然有些微生物并不能完全满足科赫法则四要素，但科赫法则所代表的研究思路已广泛应用于传染病以外的其它学科，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赫法则概述图
图源：百度百科
结核分枝杆菌与其它细菌不太一样的是，它的生长速度实在太慢了。有多慢呢？普通的大肠杆菌每20-30分钟就可以翻一番，而结核分枝杆菌要过18个小时才能繁殖一代，考虑到细菌生长遵循指数递增的规律，18个小时之后，如果不考虑细菌死亡，那么两者数量就是68719476736（2的36次方）与2的差别。这样的生长速度，对于获取结核分枝杆菌的纯培养物并加以鉴定是不利的，极大地影响了对患者的筛查及诊疗，人类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快速发现结核分枝杆菌的检测方法。科赫想到了这点，所以在向全世界宣告重大发现的同时，他也在报告中提到了上述隐忧；但科赫没有想到的是，克服这一重大难题的人，竟就在当天台下热烈鼓掌的诸多听众之中。
[1] Meyer JA. Tuberculosis, the Adirondacks, and coming of age for thoracic surgery. Ann Thorac Surg. 1991;52(4):881-885.
[2] Weisse AB. Tuberculosis: why "the white plague"?. Perspect Biol Med. 1995;39(1):132-138.[3] Nerlich AG, Haas CJ, Zink A, Szeimies U, Hagedorn HG. Molecular evidence for tuberculosis in an ancient Egyptian mummy. Lancet. 1997;350(9088):1404.[4] Murray JF, Rieder HL, Finley-Croswhite A. The King's Evil and the Royal Touch: the medical history of scrofula. Int J Tuberc Lung Dis. 2016;20(6):713-716.